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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資料 短信 推薦 編輯 从《哈佛中国史》看明朝的灭亡 《哈佛中国史》第5部-挣扎的帝国：元与明的第10章关于明朝灭亡的论述：         万历之渊         要讲述这个故事，我们需要回到万历皇帝统治的时期，即1572—1620年。与关于王朝衰落的标准叙事相反，皇帝个人的过失也许不是故事的起点。有史料表明万历皇帝优柔寡断且缺乏政治头脑，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放宽视界，将目光从庙堂上具体而微的纷争转向更广阔的图景。对于万历朝来说，这种更广阔的图景涉及两大方面的环境恶化。         第一次“万历之渊”发生在1586—1588年，这次环境崩溃的规模之大令明政权措手不及，最终酿成了明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灾难。明政权之所以能够挺过这次灾难，得益于首辅张居正在16世纪80年代开始的财政改革。通过追缴欠税并暂停未能完税的地方官员的升迁，张居正使明代财政制度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它的效率。直至1582年离世之时，他为太仓库（the Imperial Treasury）留下了充足的银两。 这些储备帮助万历朝廷挺过了1587年突然来袭的灾荒。这次天灾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六年后，当一次大饥荒逐渐在河南省内蔓延开来之时，朝廷和官员们迅速做出反应，缓解了食物短缺，避免使这一地方灾情酿成区域性危机。         20年后，第二次“万历之渊”在1615年来到了。此前的两年，北方连年洪涝，而“万历之渊”的第二年起，气候开始变冷。一些地方的大旱和另一些地方的大涝奇异地交织在一起，掀开了“万历之渊”的序幕。万历四十三年（1615）秋，各地的救灾陈情如雪片般飞入朝堂。十月五日（11月25日），两位内阁大学士在总结各处有关救灾恤民的章疏时对皇帝说道：“事虽不同，总以地方灾、百姓流离、劫掠横行、饿殍载道，据实上闻，无非仰体钦恤之德，以邀浩荡之恩。”皇帝将其所言下户部议，户部议覆各地开仓赈济。         此次大饥，山东灾乱尤烈。据十二月（公历次年2月）山东巡抚上疏中所称，全省饥民多达90余万，加上盗贼蜂起，抢劫公行，赈济仓米已完全告罄。万历四十四年二月（1616年3月），山东举人张其猷上呈所绘《东人大饥指掌图》。实录中记到“各为诗咏之”，其中有“母食死儿，妻割死夫”之语，成为对整个大饥荒最生动的写照。         数月后，饥荒从华北扩大到长江三角洲，在次年蔓延至广东，又过了一年，西北和西南也发生了大饥荒。人们本以为，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谁知直至万历朝的最后两年，干旱和蝗灾仍然肆虐全境。在这一长串的灾害之后，也许还应加上万历四十六年（1618）和四十七年（1619）的大沙暴——这是西北森林采伐造成的后果。万历四十六年三月十一日（1618年4月5日），一场大规模的沙尘暴袭击北京，据《明史》记载，当日傍晚，“雨土，如雾如霰，入夜不止”。一年后，沙暴再次来袭，“从未至酉，尘沙涨天，其色赤黄”。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万历皇帝驾崩，与此同时，长时间的干旱和严寒终于结束。太子，即皇位的合法继承者，登基，年号泰昌。然而，不足一月，未等万历帝的梓宫放入陵寝，泰昌帝便一命呜呼了。于是，一场动摇国本的危机再次令朝堂陷入混乱。继统的过程并不复杂，但问题在于天启帝尚未成年，也没有确定辅弼的人选。在此后的七年间（1621—1627），朝政实际被大太监魏忠贤（1568—1627）掌控。政治气候每况愈下，自然气候却回复常态。天启朝的最后两年，气候较以往湿润，但没有出现严重的洪灾。天启年间，自然界唯一的非正常现象就是地震，几乎每年都有。         天启七年（1627），皇帝的早殇为天启年间的朝纲紊乱画上了休止符，这令文武百官大大地舒了一口气。天启帝没有子嗣，原本会引发另一场国本之争，但他年仅16岁的弟弟继承了皇位，也就是后来的崇祯皇帝，许多人暗自庆幸，这次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挑起治国重担的君主。然而，世事无情，崇祯最终也没能力挽狂澜，逃脱末代皇帝的命运。 北方边境         万历年间的大饥荒，其影响所及不仅仅是明朝的百姓。华北的连年干旱也波及了辽东——也就是后来被称为满洲（Manchuria）的长城外的东北地区。正是在那里，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Nurhaci，1559—1626）逐步将不断扩大的女真与蒙古各部落间的联合，发展成一个政治同盟，最终在崇祯九年（1636）采用了“满族”（Manchu）这个新的民族称谓。直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为止，努尔哈赤仍向明朝进贡，然而，这种臣服只是表象，他从未放弃对领土的野心。干旱和严寒也许是最终使他停止进贡的原因。一个胆小的首领或许会向后撤退，可努尔哈赤反而更积极地与明朝争夺辽东。他需要辽东种植的粮食，并且已准备好为此与明朝一战。该战役的转折点出现在万历四十六年四月（1618年5月），努尔哈赤对辽东东部发动奇袭，明军统帅阵亡，女真人获得了该地区的控制权。         次年春，明军大举反攻，但立即遭遇了重重困难。由于万历皇帝不肯动用国库，致使粮饷不足。大雪又阻碍了明军的前进，这是气候变冷的结果。在万历四十七年三月一日（1619年4月14日）的萨尔浒之战中，明军大溃，此时距其出师不过月余。在明朝军队的这次惨败之后，努尔哈赤连续作战，财政史家黄仁宇形容他“在大小战役中所向披靡，取得了节节胜利”。以此为开端，明朝最终失去了她在长城之外的全部领土，尽管这是后来20年内慢慢上演的故事。在那个干旱的夏天，还有三个月生命的万历皇帝对一位内阁大学士解释道，明军败绩的原因是辽东部将不和。然而，黄仁宇却将战败直接归咎于皇帝本人。由于皇帝执意不肯动用国库，户部只得加派辽饷。这一临时性的附加税后来不仅没有被取消，反而因为此后25年间军事失利和天灾频仍导致的财政高压而不断加码。  萨尔浒一役的惨败，意味着明朝面对的军事威胁将继续升级，而无论明朝已经在防御方面投入了多少，今后，它不得不投入更多。         军事上的问题如此，而财政上的问题看来更为复杂、棘手，且不止一位官员为此上奏皇帝。徐光启便是其中之一，这位利玛窦的天主教弟子，从万历四十七年（1619）起，便开始力主引借欧洲先进知识才是增强明朝军事实力的最佳捷径。  他计划引入的不仅仅是火炮技术，还有能够帮助火炮手提高命中率的欧几里得几何学。此前，徐光启曾协助利玛窦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前六卷，这套中译本刊行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他还曾主张引渡澳门的葡萄牙士兵，向明朝火炮手传授最新技术。天启二年（1622），在荷兰人进攻澳门的战役中，一名葡萄牙火炮手一举击中荷兰火药库，传闻这是经过意大利耶稣会士罗雅谷（Giacomo Rho）测算的结果，而这正是徐光启需要的证据。于是，他获准在是年遣送七名炮师和一名通事——即派往日本传教的耶稣会士陆若汉（João Rodrigues），以及16名随扈人员北上京城。         是否要依靠外国技术的问题——也许更加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在北京的外国士兵可能刺探军情并反制明朝——在朝堂上引发了激烈的辩论，人们对引入西洋火炮计划的信心也随之严重动摇。次年的一场演习中，发生了火炮炸膛事件，一名葡兵死亡、三名中国助手受伤。于是，整个计划被迫取消，葡国炮师被遣返澳门。六年后，当徐光启再次获准派遣第二队炮师入京时（陆若汉仍任通事），他们再次进行了同样的试验。朝堂上的反对声浪一度使他们止步于南京，但最终崇祯皇帝发下谕旨，准许他们继续北上入京。此事确实刻不容缓，因为女真人的突击队已在首都附近逡巡。         崇祯三年一月三日（1630年2月14日），他们接到了圣旨，即刻出发。在距离北京65公里的涿州城外，他们遭遇了女真人的一支先遣部队。葡兵退入城内，在城墙上架起了八门火炮，向进入射程的女真人开火。炮火发挥了它的威力，女真部队撤退了。这足以令朝堂上那些仍然怀疑引进外人策略的人哑口无言。 徐光启也一鼓作气，上疏皇帝请派陆若汉回澳购募更多的炮师和火炮，并荐举罗雅谷——这位在天启二年打败荷兰人的意大利数学家——进京入历局供事。         崇祯五年（1632），山东吴桥兵变，12名葡兵被杀，而徐光启在军事上的得力弟子孙元化也因镇反不利而惨遭弃市。因此，这一极具政治敏感性的引进外人的计划遭遇重挫。这次兵变触发了激烈的派系斗争，这与明政权正面临的军事处境毫无关系，却是一派势力竭力摧毁另一派的殊死斗争。  徐光启本人的努力不足以改变辽东的局势。他十分正确地意识到了火器将是未来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如果没有一位能够指挥守土之战的皇帝、一个受同僚敬仰的内阁大学士和一个不会遭后方猜忌的前线统帅，即便掌握了技术，仍无法改变事情的走向。         天启二年，广宁卫落入女真人之手。明朝军队被迫撤回长城东缘屏障——山海关之内。但是越加干旱、寒冷的天气使辽东陷入食物短缺，女真人只得撤退休整。这次撤退给了明朝喘息和思索解决边需之道的机会。然而增加赋税似乎是一个站不住脚的论调。正如天启三年（1623）夏一位京官在上疏中所称的那样：“自辽左发难，军需驿骚，竭天下之物力，以供一隅。”结果，“百姓献骨剔髓，鬻子卖妻以供诛求。”  崇祯皇帝想通过整肃税收制度和削减特权滥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同时，他试图通过阻断未完成课税的地方官员的升迁来保证国库的收入，但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助长了地方官员通过贿赂户部书手来遮掩应付的不正之风。         明朝军队利用女真人的撤退，夺回了辽东的部分领土。天启四年（1624），一个名叫毛文龙的亡命之徒甚至一路打到了女真人的发祥地——长白山（顺便说一句，这也是西伯利亚虎的栖息地），重挫了后者的锐气。天启六年（1626），努尔哈赤去世，女真人扩张的脚步因此而停顿，于是，他们转向了其他的手段，外交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派人给毛文龙送去了招安书。书信的开头就指出，灾异屡降是国运衰亡的先兆。信中将明朝贬称为“南朝”，且直言：“南朝运终，死数未尽，天使丧亡，将军岂能救之乎？”接着，他们向毛文龙伸出了橄榄枝：“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信的结尾说道：“南朝气运已尽，时势已尽。悔之不及。”         毛文龙没有作答，大概因为他相信自己站在胜利的一方。然而，在次年2月，女真人出兵朝鲜，迫使毛文龙后退。他也许失去了一些领地，但他在鸭绿江口的新基地，却使他得以控制利润丰厚的辽东——山东海上贸易路线，事实上让他成了地方一霸。此时，女真人再次与他暗中通信，试图诱其倒戈。由于毛文龙从海上贸易中抽取了丰厚的租金，便有恃无恐地骑墙而立。这种左右逢源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崇祯二年（1629）。边帅袁崇焕（1584—1630）察觉了他的异心，便以检阅为名，直取毛文龙营寨，并令其手下的一名将领把他立斩于帐前。历史学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对此评价道：“毛文龙被杀，使东线陷入混乱，最终，他手下的不少人又做回了海盗，以劫掠为生。”         袁崇焕的雷霆手段也许防止了毛文龙的叛变，但东线的混乱使他未能及时发现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暗中准备的反攻。是年11月，皇太极绕过袁崇焕的驻防地，派出多路骑射兵进军华北。其中一路一直打到了北京城下。另一路打到了京师以南的涿州，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徐光启募集的葡萄牙炮师在那里以炮火相迎。女真人的突袭并没有预备后援，很快撤回了关外，但明朝廷仍需追究边关失守的责任。那么，还有谁比诛杀毛文龙的元凶更合适当这个替罪羊的呢？袁崇焕被召回北京，饱受严刑凌辱，最终于次年1月被磔于市。他的罪名是暗中通敌，致使京师被围。在接下来的数年中，还有许多将领以同样的理由被论处死罪。         皇太极在其父去世后，用三年时间重新巩固了自己对女真各部的领导权，因此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尽管他在那年冬末撤回了关外，却暴露了明朝军队在辽东防守疲弱的事实。此后，他逐步控制了更为广大的满洲地区。崇祯九年（1636），他踌躇满志地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清，并自称皇帝。这个新王朝的名字“清”，象征着明净、纯粹的“水德”，正好克住“明”的日月同辉的“火德”。皇太极是否相信自己的王朝将超越过去400年间女真人在华北建立的那种地区性政权？对此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至少清朝的建立，本身就是对明朝的挑战。崇祯十六年（1643），霸业未成的皇太极离开了人世。皇位传给了尚在稚龄的儿子，而征服的霸业则托付给了弟弟多尔衮。         崇祯之渊         现在我们将目光从崇祯朝舞台上的演员们身上，转向舞台本身——生态环境。元明两代没有哪个皇帝像崇祯这样，不幸地遭遇了如此反常且恶劣的气候条件。在其统治初年，自然灾害主要集中在西北，特别是陕西。干旱与饥荒到处肆虐，崇祯元年（1628）末，一位御史上奏，全省已变成了一个灾区。次年，气温骤降，这次寒潮一直持续到17世纪40年代。感受到这一变化的不仅仅是明朝人。在17世纪30年代，俄罗斯人在每年的12月到次年2月，至少要经历一个月的严寒。然而，在17世纪40年代，据记载，冬季的每个月都要经历严寒，使之成为自12世纪以来俄罗斯历史上最冷的10年。  位于中俄之间的满洲也经受了同样的极端气候。女真人也许是受到明朝财富的吸引而南下的，但推动他们南进的因素也包括寒潮。         崇祯朝的首次大饥荒发生在1632年，即皇帝登基后的第五年。这一年，朝堂上的奏疏一封接一封递上来，满纸都是全国各地的极端气候和随之而来的社会紊乱。一位派往西北的巡抚写道：“不意天未悔祸，荒旱五年，致彼遍地皆贼，日甚一日。”而一位被派往京杭运河中段地区视察灾情的巡按回报的情况是：“南北往来几于断绝。”有关该地区另一次大灾的一封奏疏中则写道：“贫者流而为盗，富者乘间潜移。商贾不通，道路梗塞。”         崇祯五年（1632）以后，灾情不断恶化。到了崇祯八年（1635），蝗虫开始大量出现。最终，在崇祯十年（1637），干燥的天气导致了大规模的旱灾。明朝遭受了长达7年的史无前例的大旱。最严重的灾情发生在崇祯十三年（1640）夏的山东西部，饥民剥食树皮，最后不得不吃腐尸而活命。  在山东西北部的商业城市临清，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烈情况。  次年夏，饥荒向南蔓延至长江三角洲。《上海县志》中收录的一条记录扼要地描述了此次饥荒的规模： 大旱。蝗。 米粟泳贵。 饿殍载道。 ……        斗米银三四钱。         干旱又持续了两年。崇祯十六年五月九日（1643年6月24日），束手无策的皇帝降旨，要求所有臣民，上至文武百官，下至贩夫走卒，都要洗心革面，禳除干旱的天谴，祈求上天普降甘霖。 干旱和饥荒之后，疫疠接踵而来。大部分疫情是由天花引起的。汉人已经通过接种人痘这种简单的预防手段，控制了这种疾病，但是满族人还没有掌握这种技术。他们对这种疾病有一种特别的恐惧，并且竭力回避与感染天花的人进行接触。因此，在17世纪30年代的数次进攻的关键时刻，他们从回报有天花疫情的地区撤退。对天花的恐惧，是崇祯二年到三年（1629—1630），皇太极终止对华北进军的原因之一。 崇祯八年（1635）山海关附近肆虐的疾疫很可能是天花。而崇祯十二年（1639）在山东爆发的天花疫情，其规模之大使满族人取消了当年冬对华北的突袭。         疫疠也在全国其他地区爆发，西北部尤其严重。崇祯年间，山西省的首次大规模疫情发生在崇祯六年（1633）。三年后传到了陕西和蒙古南部。崇祯十三年（1640），整个陕西省都遭受感染。等疫情结束时，据该省官员估计，人口死亡率高达80%——90%。 尽管这一统计比率显然夸大了事实，却反映了疫情的严重性，至少在该省的部分地区情况确乎如此。关于这一次疫情是否鼠疫，还存在大量争议。崇祯七年（1634），西北边境地区的老鼠数量突然急剧增长。据《明史》记载，宁夏的乡村地区突现10万只老鼠，所经之处，寸草不留。一些历史学家据此将鼠患与疫情爆发联系起来。 无论这两件事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也无论老鼠的身上是否携带了感染淋巴腺瘟疫的跳蚤，这些都只是人们的猜测而已。         崇祯十二年（1639），长江流域发生严重疫情。同年发生的长江中游地区的鼠患，再次使人们怀疑这是一场瘟疫。疫情在两年间愈演愈烈，不仅是长江流域，整个明帝国的东半部都受到影响。据称，山东某州半数以上的居民死于疫疠。地方志编纂者在评价此次疫情时写道：“历代灾异叛乱，为害无甚于此者。”  在山东的另一个黄河以南的州，疫疠使数个村庄人迹灭绝，70%的人口死亡；同样的死亡率也出现在河南省境内的黄河流域地区。 当年夏末，蝗食苗尽，一点可以吃的都没有留下。 疫情在崇祯十五年（1642）似乎出现了短暂的中止，随后，继续年年爆发，从江南直到北方边境，无处幸免。 当时，北京是这一波波疫情的感染源，而曾经的全国财富流动通道——京杭大运河，则成为由北向南传播疫情的直通通道。饥荒加上疫疠造成的后果是致命的。“死者泰半”是这些年地方志中不断出现的一个词，而“十室九空”是另一个。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山西省北部的所有州县都已出现疫情。         这就是“崇祯之渊”——自14世纪20年代的“泰定之渊”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灾害期。粮食歉收，食物供应缩减，商品交易停止，导致粮食价格的通胀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人们两手空空，没有缴纳赋税的能力。人民生计维艰，而政府的处境更加糟糕——甚至没有能力支付军饷，以维持边防和驿递。早在天启三年（1623），就有兵部尚书反映驿递庋困、疲累已极的情况，恳请皇帝下旨严申驰驿条件，以免国家通信体系崩坏。  但是，这一举措尚不足以减轻驿递的沉重负担，于是兵部在崇祯二年（1629）索性关闭了数个驿站，以降低运营成本。现实地来看，任何财政紧缩的做法都不足以弥补在满洲连年用兵的巨大耗费。国家为应对不断飙升的军费开支，唯有不断加重赋税。人们用“崇祯”等于“重征”的调侃，一语双关地道出了崇祯年间税赋沉重的窘境。 当1644年——崇祯朝的最后一年到来时，80%的州县已停止缴纳赋税，国库已经空空如也。 叛乱         金融崩溃对依靠中央资源配置维持运作的北方地区的打击最大。崇祯初年，这些地区是最先遭受饥荒的。财政紧缩使士兵和驿丞失去了粮饷。许多人干脆弃职，逃到边远地区，依靠出卖劳动或落草为寇，以维持生存。当崇祯元年（1628）春，干旱降临边缘省份陕西时，他们中的一些人便揭竿而起，由此掀起了一场横扫帝国全境的长达17年之久的叛乱风潮。         一次次的兵变和对政府粮仓或州县衙门的成功偷袭，使那些不再理会明政权而将生死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人们获得了进行更具野心的军事征服的信心。在他们中有两位叛军将领指挥了大批追随者，并各自建立了短暂的王朝，那就是李自成（1606—1645）和张献忠（1606—1647）。他们两人都来自旱灾频发的陕西省中最为贫困的北方地区。天启七年（1627），李自成在一个驿站谋到了一份差事，但两年后驿站被裁，他也随之失业。此后，他当过税吏，投过军，最终成了流寇。张献忠早年有许多颇具戏剧性的故事。他满脸的麻子，说明他在孩提时期曾染上天花，但保住了性命。他在少年时期被逐出家门和村庄，根据一则轶闻记载，原因是他杀死了自己的一个同窗。这则故事真假莫辨，但张献忠上过学确有其事，因为据在其屠川时期见过他的两个耶稣会士的记载，张本人能断文识字。对一个火爆的青年人来说，军队是最安全的地方，因此，张献忠参了军。投军期间，他被指控违抗将官命令，犯上作乱，尽管这一指控可能是不公正的。据说，还好有另一位将官伸出援手，使他免于问斩，但张仍然被逐出了辕门。除了打架什么都不会的张献忠，在崇祯三年（1630）的夏天，踏上了他这类人唯一能够选择的另一种职业道路——落草为寇。         李自成和张献忠属于徘徊在社会边缘的青年人，在此后数年中的华北地区，正是这样的青年人不断聚散组成各种匪盗帮会之地。这些帮会逐渐形成松散的军事组织，在此过程中，他们建立根据地、收取赋税，并抵抗明朝派来镇压他们的军队。最终，没有一个农民起义将领成功地建立起稳定的政权。即便是那些建立了民政机构的，也不能长久地扎根在一个地方，有时是因为别的地方出现了新的机会而开拔，有时则是为了躲避镇反军队而出逃。直至17世纪30年代中期，这些北方军队穿过河南和安徽，进入长江流域。崇祯十一年（1638），李自成和张献忠都遭到了明朝军队的严重打击，吃了几个大败仗。要不是国家在这一关键时间点上承受的负担太多，他们便不可能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然而，他们的确卷土重来了。李自成和张献忠用两年的时间再造了各自的游击政权，并做好了封土称王的准备。然而，他们都没有获得对某一特定区域的完全控制权。他们都在华北边缘迁移，从河南到陕西，甚至南下湖广，一切都取决于明朝军队的动向。崇祯十七年（1644）初，张献忠在攻取南京失败后南下湖广，并准备西进至四川盆地。而李自成则攻克了古都西安，并在那里建立了顺朝——尽管所谓的“顺”是指李自成顺天承命，还是天意顺从于李自成的意志，还没有定论。是年冬，李自成对山西省发动了全面进攻。在那里，他的目光进一步东移，投向了防御空虚的北京城，并做出了大胆而令人始料不及的决定——突袭首都。 二月二十八日（4月5日），崇祯皇帝发布了勤王的总动员令，但得到的响应太微弱，不足以保卫京师。三月十八日（4月24日），李自成的军队攻陷了北京，皇室退居紫禁城深处。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砍杀了自己的女儿，随后自缢于紫禁城后的煤山。皇帝的死讯震动了王朝上下。阴历三月十九日，这个日子永久地烙印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在新王朝的统治下，人们不能自由地哀悼崇祯的死。它必须被升华为另一种纪念形式，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几年后，整个江南地区兴起了一种太阳崇拜，而它的纪念日正是每年的阴历三月十九日。         李自成攻打北京的消息传到了正在山海关抵抗满人的戍边将领吴三桂那里。吴三桂决定孤注一掷。他向山海关外的满人首领多尔衮提出了一个建议：双方暂时放下敌对情绪，为了更大的荣耀和巨额的回报，多尔衮将协助他反击占领首都的反贼。对于吴三桂而言，这是为了应对突发危机的权宜之策；但是对于多尔衮来说，这便是钉在明朝棺木上的最后一枚钉子。面对比自己强大得多的联军，李自成在四月二十九日（6月3日）仓促登基，次日便仓皇撤离。第二天，满人进驻紫禁城，宣布清朝奠基。一年后，李自成死于逃亡途中。         与此同时，张献忠退守四川，并建立了大西国，这一臭名昭著政权的恐怖统治仅维持了两年。根据后世的说法，张献忠做的唯一一件良心未泯的事，就是在他大举屠川前，允许他在四川发现的两名耶稣会士自由地为当地人施洗。顺治三年十月（1646年11月），被满人逐出四川的张献忠仓皇北奔。顺治三年十月二十七日（1647年1月2日），被满军俘获、立斩。 明朝覆亡由许多段历史交织而成：它既是发迹于东北边境的大清帝国的扩张史，又是14世纪以来中国经历的最大规模的内乱史；它既是明朝走向分崩离析的历史，又是人类气候史上的重要一章。它们讲述了不同的故事，却又交织成同一部历史。如果1641年初黄河流域没有发生影响70%人口的大疫的话，这一地区便不会防御空虚，那么，李自成的叛军还会有可乘之机吗？这是我们可以追问的问题之一。 什么才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财政破产？是叛乱？是满族军事强权？还是天气？如果这是一道单项选择题的话，那么答案会让我们在看到部分真相的同时失去更多。在中国历史上的这一紧要关头，正是上述事项的综合作用拖垮了明朝政权。与其思索是什么最终毁灭了明王朝，不如问一个更加令人困惑的问题：明政权是如何维持到最后一刻的？ 渡尽劫波         刚刚穿越了“崇祯之渊”的明朝人，发现自己陡然变成了一个新王朝的臣民。通往“后崇祯时代”的途径有许多，难易程度各有不同。绝大多数人顺从自己的命运，臣服于满人的统治，而且，如果他们是男子的话，还要以雉发的方式展现个人的忠顺。这是一种侮辱，然而当顺治二年（1645）多尔衮宣布“留发不留头”的禁令后，几乎无人违抗这一做法。但是，确实有一些人在好几年内不曾放弃对明朝复辟的期望。         对于朱氏家族而言，如果顺从于满人，无非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而已，因此，一些王族出借自己的兵力，支援抗清。崇祯十六年（1643）年末，太子逃出北京，但很快被叛军俘获。当朱明王朝试图从崇祯的堂兄弟中寻找继位者时，只有两个合适且能够继统的人选。党争的内耗注定使福王成为弘光皇帝。他做了一年的皇帝，无奈他的军队无法抵挡满人的铁骑，最终他在南京城外战败被擒。于是皇位传给了他的一位远房伯叔祖父（隆武皇帝，约1645—1646年在位），他在位也未超过一年，于是，皇位又传给了他的兄弟（绍武皇帝，约1646年在位），此后又辗转至福王的一个堂兄弟（永历皇帝，约1646—1662年在位）。这些在明亡后继续存在的皇帝所组成的政权，史称南明。        顺治十六年（1659），最后一位伪君永历被迫逃至缅甸，他要躲避的追兵正是吴三桂——这位在崇祯十七年（1644）将满人迎入山海关的汉人将军。此时的吴三桂仍然供满人驱驰，但是到了康熙十二年（1673），当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位皇帝决定削除曾辅助乃父入关的汉族将领的藩地时，吴三桂终于反叛了。即便永历帝已逃到了缅甸境内，他还是被捉住了。他和自己未及弱冠的儿子一起被押解回京，但是行至中途，清廷还是担心他们的存在会激起反清的抵抗行动，于是在康熙元年三月（1662年5月），将他们处决。此后，再无任何朱姓子孙胆敢称帝。         在北京沦陷的第一年，人们希望军事抵抗能够力挽满人入主的狂澜。然而，由于这些行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随着新朝军队不断南进，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城市相继陷落。与400年前蒙古人入侵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进攻势不可挡。满人宣示，那些开城纳降的将得到宽大处理，而那些抵抗的将被屠城。许多地方将领别无选择，只能束手投降。一些人没有这么做，而满人也说到做到。第一次大规模的屠杀发生在坐落于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扬州城，第二次则发生在长江对岸的嘉定。南京城不战而降，使清军得以分兵挺进，一面溯江而上，一面南下攻入江西省境内。清军在这一地区遇到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抵抗发生在省会南昌。最终，南昌城于顺治二年（1645）夏被攻克。粮食储备不断减少，因此，城内的守兵向城外的清军发起了多次攻击，但没有一次成功突围。南昌守备将领只得祈援于一位自称摩诃般若的游僧，他说只要选14—15名童男，手持长香，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便可退兵解围。按照他的说法，如果清兵是鬼而不是人，那么童男子的净力自可将其驱除。守将采信了他的办法，可怜这些童男惨死于城门外。顺治三年正月（1646年2月）南昌城破，因抵抗大清而横遭屠戮者成千上万。         随着清军的继续挺进，抗清势力被迫进一步南撤，并逐步退入西南，以避免被满人消灭。他们的奋力挣扎留给后世许多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故事，而命运留给他们的结局只有被杀或自尽。 这些故事中的危急时刻多出现在《剃头令》颁布之时。顺治元年九月（1644年10月），一位退至上海以南的舟山群岛的抗清斗士，在自裁前留下的绝命词这样说道： 保发严胡夏，扶明一死生。 孤忠惟是许，义重此身轻。         七年后，舟山成为第二波反清势力的基地，但是这次抗争也以失败告终。参与这次抗争的一位斗士也在头发的问题上划下了同样的种族界限。俘获他的清兵将领欲以剃发为条件使他活命，他却断然拒绝道：“吾发可剃，何俟今日？”他的这种挑衅新朝的行为，换来了被砍断四肢而死的悲惨结局。         另一种对剃发令的无声反抗方式是剃光头，即剃度出家。这意味着一种宗教生活的开始，采取这种消极抵抗方式的人也不在少数。我们也许可以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称为政治性僧人，因为他们并没有传戒。新政权没法将全国的僧人集中起来，一一甄别哪些是因信仰而出家，哪些又是因抵抗而出家的。将政治性僧人从真正的僧人中挑剔出来，可能会引起巨大的麻烦和进一步的混乱，因此满人明智地听之任之，留下这条唯一的活路给明朝遗民。一些人在明亡后因此得以安稳度日。石涛（1642—1708），即道济是朱明后裔，明亡时，他才两岁，在他成长的岁月中，为逃避满人的追捕，一路流亡至西南。最终，他成了一名政治性僧人，同时，他也是一个画家，而且可以说是清初最具创造力的艺术家。         当然，这不是大多数人选择的道路。他们还是要挑起自己肩上的担子，继续活下去。到了顺治三年（1646），两个南明小朝廷和许多其他伪政权都已垮台，大多数人开始认为继续反清复明的斗争是毫无意义的。17世纪中期的著名诗人黄媛介，曾在1646年4月4日的清明节写下一首诗。清明是阖家祭扫先祖墓庐，吃冷食以纪念逝者所受苦难的节日。这一年的清明节，长江三角洲和中国其他许多地方的人都有在明亡离乱中死去的亲友可以缅怀。在顺治二年（1645）清军攻占江南之时，黄媛介与自己潦倒的丈夫失散，从此再未破镜重圆。她在这个清明节思念着自己的丈夫，同时严厉谴责那些急于忘却离乱之痛的人： 倚柱空怀漆室忧，人家依旧有红楼。 思将细雨应同发，泪与飞花总不收。 折柳已成新伏腊，禁烟原是古春秋。 白云亲舍常凝望，一寸心当万斛愁。         顺治二年的战乱也夺走了她挚友商景兰（1605——约1680）的丈夫。商景兰自己也是一名杰出的诗人，她时不时会接济黄媛介一家。其夫祁彪佳（1602—1645），声名更在其上。祁彪佳是一位剑胆琴心、积极救世的文人，清军攻陷南京之时，他以身殉国。商景兰的悼亡诗，展示了这对伉俪效忠前朝的不同方式，一位选择了以死全节，而另一位则偷生抚育遗孤。 公自垂千古，吾犹恋一生。 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 折栏生前事，遗碑死后名。 存亡虽异路，贞白本相成。         人们对这些牺牲行为的铭记成了它们对抗异族征服的方式，因为面对满人，他们只有遗恨。这在中国历史上并非首次。像宋人那样，明人发现自己与征服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满人也是来自北方草原的入侵者，然而他们选择了与蒙古人所不同的统治方式。蒙元通过强调种族区隔来贯彻秩序；清朝则更愿意标榜多民族统一。而现实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通过铁血征服获得统治权的外来统治阶级。因此，明朝的中华思想（a Chinese China）仍然保留着排斥草原传统的观念。这种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明朝人完全把满人视作文明世界的闯入者。         而这一点也会改变。一旦人们发现满人并不准备在根本上重新组织这个国家，明朝时的那种社会秩序便恢复了起来。反抗的火焰一旦熄灭，从明朝人到清朝人的转变，显得近乎顺理成章。当1912年，一个共和国从清帝国的废墟上崛起时，明朝成为人们追慕不已的最后的“汉族”王朝，然而，历史上所谓的“中国”，并不是清帝国打下的这片疆土。创立民国的革命者无意于恢复明代的疆域。他们对清朝统一的全部领土宣告了自己的主权，从台湾到西藏。然而，他们的做法与忽必烈和朱元璋的又有什么不同呢？他们不都是想维护疆域内的大一统吗？当我们回首时，原来元明从未消失在历史深处。 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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