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三个多个月里，多名中国家居纺织建材业的知名企业家自杀身亡，其中包括绍兴金点子纺织公司创始人毕光钧，4月16日坠楼身亡。杭州西子电梯董事长刘文超，6月2日坠楼身亡。广东靓家居创始人曾育周，7月17日坠楼身亡。北京居然之家董事长汪林朋，7月27日坠楼身亡。

中国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撰文指出，在短短的三个多月里，四位知名的企业创始人正值壮年，却以十分惨烈的非正常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在我研究的当代中国企业史上十分罕见。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当中不少人是在经历了警方及监察机关长时间非法拘留后，决定轻生的，人们不禁要问在所谓的“留置”期间，他们遭遇了怎样的非人待遇？

网友@Fear_Nation_世界苦茶发帖说：中国最近民营家装企业跳楼潮，一个细节是这些企业家都遭到“留置”，该程序执行主体是国家监察委检察官和警察检察院，是针对国家公务人员的，针对非公务人员必须牵涉行贿公务人员，但最近看到的明显是“监察委扩权”和“秘密警察化”，或者直白点——“东厂化”。如果这是大潮流，将翻开残酷的一页。

网友@刘军宁发帖说：为什么企业家再次选择束手跳楼？在五十年代初五反期间，上海市有许多资本家在被工作组约谈后跳楼自杀。于是，市长陈毅留下了“风趣的”名句：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七十年之后的今天，又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在被留置后选择跳楼自尽。

（我有）三问：他们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经营状况？他们在被留置期间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遭遇？今天的中国正在发生什么？

一篇题为首富汪林朋的最后72小时>的网文这样写道：

7月23日，一个周三。老汪拖着疲惫的身躯，从武汉回到北京的家里。三个半月时间，老汪暴瘦20斤。这是他第三次进去了，外人很少知道，这轮番的风暴，究竟将怎样的重压倾注在他身上。老汪一个朋友说，老汪呆的地方，色调是刺目的惨绿。有基础疾病的他，在里面连基本的药也难以为继。

汪林朋的死，在朋友圈中激起千层浪。因为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老汪其实很乐观豪爽，也很皮实。老汪是出了名的“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的性子。他比现在大部分民营企业家都要更坚强，更进取，是一粒：铜豌豆。谁曾想，这粒“铜豌豆”，竟在这场人生的风雪摧折下，碎裂成齑。

网友@rickawsb发帖说：居然之家老板汪林朋跳楼是今年的第六跳了,我想起了金融圈的一句话，通缩比通胀可怕，通缩是会死人的，1933年，经历了大萧条和个人破产的欧文·费雪提出了“债务-通缩理论”：当物价持续下跌时，债务的实际负担会急剧放大。因为货币购买力增强，借款人需用更多“值钱”的钱来还债，导致破产潮涌现，企业清算、失业激增，进一步压低需求，形成恶性循环。这就是著名的“通缩螺旋”：消费延迟，因为人们预期明天更便宜；投资停滞，因为回报率不确定；工资下降，因为企业利润蒸发。最终，整个经济体如一艘漏水的船，沉没在绝望的深渊中。中国目前的情况，和费雪的通缩的9个环节，一毛一样。面对如此清晰的病症，任何理性的医生都会开出同样的药方：需求不足，就刺激需求。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称中国领导层“匪夷所思地不愿意”转向内需 。国内外的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观点几乎都一致：中国经济的核心症结，在于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过低，家庭收入分到的蛋糕太小 。诊断如此明确，治疗方案也本该如此。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堪称荒诞的“疗法”。官方的药方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好比试图通过给一个饥肠辘辘的人换一口更先进的锅，来解决他的饥饿问题。向一个需求枯竭的经济体注入更多供给——无论是光伏、电动车还是别的什么“新质生产力”——只会加剧通缩的泥潭，并将过剩产能的祸水引向全世界 。  这种看似不理性的政策背后，是极其理性但残酷的政治算计。因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增长模式，其根基就是通过压低利率（惩罚储户）、压低工资和薄弱的社会保障（迫使民众储蓄），系统性地将财富从家庭部门转移到生产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  因此，真正的结构性改革——即提高居民收入、建立强大的社会安全网——意味着要彻底颠覆这一权力与利益的分配格局。它意味着地方政府将失去大搞形象工程的资金，国有企业再也无法享受廉价资本的盛宴。中央政府可能要防宽对经济政策的控制。

这并非一次经济政策的调整，而是一场权力的再分配。政府之所以迟迟不愿给奄奄一息的需求侧“喂药”，是因为这药会损害国家利维坦的根基。他们宁愿牺牲民营部门，也要保卫国家部门的利益堡垒。所谓“供给侧改革”而不进行“需求侧改革”，说到底，不过是为了避免彻底的“体制改革”，保护既得利益者的防火墙。